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执法交叉、执法重复、执法效率低等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法机构设置重叠过多，执法力量过于分散。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撤销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地方人大对其常委会则可以改变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11]还有研究持判断结构理念，认为审查基准是合理解决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之间冲突的方法，主要基于比例原则构建。
[14]此柔性纠正机制也称支持型监督，是指审查机关通过内部沟通促使原制定机关自行纠正问题法规。《立法法》97条对改变与撤销两种审查后果的权力行使进行了区分。例如，在2018年对《某某市食品安全条例》的审查中，审查机关探寻了我国《食品安全法》35条不设置许可的立法目的，指出其主要是考虑到食用农产品经营主体多为农民或小、散经营者，很难通过实行许可管理。从考察规范文本的融贯目的审查到考察立法宗旨的价值目的审查，再到考察规则设计的效用目的审查，出于三重不同目的要求之区分展示了审查机关对地方立法由浅至深的不同介入程度，更彰显了随之选择的不同审查策略与评价方式。一方面，审查展示着联邦与州之分权关系：法院身为宪法守护者居中裁判联邦与州的权力冲突，维护宪法价值。
不仅如此，央地关系（联邦与州）与审查机关与被审查机关之关系两对权力关系也深刻体现在各国对地方（州）审查制度的实践构造中——审查活动自身要受特定宪制下审查机关与被审查机关之间权力关系的外部约束，并作为有效的调适路径服务于这种权力关系的发展与修正。我国审查机关与中央立法机关合一的独特制度构造，促使地方性法规审查在实践中根据合目的性要求具体分化为融贯目的-价值目的-效用目的的三重分层，并基于事项-目的-相符程度的逻辑结构顺序展开，最终形成我国地方立法审查基准的雏形。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官员不是在解释和适用法律，而是在评估事实和行使裁量权，有限豁免权涉及事实的评估、裁量权的实施以及法律的解释与适用，且官员的责任及其豁免应当根据职责范围、裁量权范围和行为当时的情境[62]而有所不同。
同时，哈贝马斯也反对过分强调情境性而导致的相对主义、语境主义，语境主义将所有的合理性标准类比为习惯或是仅仅在这个场景中有效的惯例[17]。其二，警务活动具有明显的互动性，甚至是对抗性，较少是完全由警察或相对人一方蓄意计划下发生冲突的情境。警察的动机、意图或倾向与行为合法性不再相关。FS Sendler, S.167(175). [31] Tennessee v. Garner 471 U. S. 1 (1985). [32] Graham v. Connor 490 U. S. 386 (1989). [33] White v. Pauly 580 U.S. _(2017) [34] Anderson v. Creighton 483 U. S. 635 (1987). [35] 参见姚建宗、孟融：《当代中国法律移植的反思和实用主义法律移植观的兴起》，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1.曼兹案的基本案情 洛杉矶治安部门的警察计划对罗尼·戴尔（已发布重罪逮捕令、持有武器、曾逃脱抓捕）实施抓捕行动。曼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触发原则指引法庭去审查执法人员在整个事件中是否在其他方面违反了第四修正案，这个独立于枪支使用过程的违反修正案的行为可能导致执法人员的行为的非理性认定，其缺陷在于，该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最终使用武力相关联，却是单独违法行为，不能在符合法定可以使用枪支的情形的情况下支撑对使用枪支行为的问责。
按抓捕计划，部分警察从前门进入房屋，另两名警察从后门进入搜查后部。曾军试图向警察黄某文挥拳，舒某秋亦持铁棍再次向该警察袭击。White v. Pauly[33]案、Anderson v. Creighton[34]案等强调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合法性审查。[14] 黄文艺：《新时代政法改革论纲》，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
上诉法院则部分支持了第一、三项诉求，认为第二项诉求涉及的责任可以豁免。从规范主义视角可以推进精准化警察执法的法律监督与问责。（二）禁止笼统地回溯性审查 独立性审查与禁止回溯性审查两项标准在近五年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几项重要判决中频频被提及。一种假设是，首先到场的警察没有警告，White看到其他警察的缺陷行为，应当认识到在使用致命武力前的法定程序。
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上述判决：其一，法院的判决不应被解释为使用致命武力终止嫌疑人高速逃逸是违法的。（三）情境理性主观审查的内容 1.明显的不称职与明知的故意 警察的鲁莽或故意行为制造了危险的情况，进而导致使用武力，如何界定警察的责任？诸多判例反复印证了 无明显的不称职与明知的故意标准，即所谓的故意违法或重大过失标准。
调度员将这些威胁信息及雷加可能醉酒的信息通知了参与追捕的警察。赔偿请求人认为，曾军身中两枪死亡，致使其急性失血死亡，可见民警对曾军开两枪显然违法并存在严重过失。
[29] 江必新：《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Kingsley v. Hendrickson案[50]中，警察强行将Kingsley从监狱房间带走，Kingsley主张警察违反第四修正案的程序规定过度使用武力，但被要求证明警察鲁莽地无视他的权利行事。允许官员在善意的情况下可以在评估事实的环节存在误差。[3]即警察使用枪支行为的责任审查应考虑当时的综合环境。王某甲、许某玩忽职守案，肃宁县人民法院（2015）肃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书等。前述曼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因为先期违反第四修正案程序规定的行为而认定警察使用枪支的行为违法。
警务行为过程与结果瞬息万变 [5]，事实认定、客观条件、主观目的审查等存在诸多疑难。具体情境、客观理性等关键词反复现于判决文书。
法律监督与问责应当正视警察在特定情境中的有限理性，在合理的善意限度内容忍误判，厘清过错、瑕疵与意外，消解凡错即惩的误区，精准化建构责任监督机制。进入专题： 警察执法裁量 情境审查 。
其他警察在三个地点设置了阻车器，计划截停雷加。合法性审查需要分析行政体制的结构、行政活动的程序、利益的均衡代表、利益竞争和沟通的平台、行政结果选择的理性论证等[28]，这为情境审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希恩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因果关系的正确分析要求考量行为人在行为当时的预见能力以及所引发的风险情况，上诉法院没有确定能够预见的风险与违法行为的关系，也没有解释开枪造成希恩的伤害与警察未经许可的进入之间的因果关系。人的意志或意思只有外化为行动并对身外之世界产生影响，它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48]，羁束行政行为符合形式合法性时，执法人员的主观意图不影响合法性审查结果。Florida v. Riley案[21]中，当警察利用侦查飞行器飞越嫌疑人的院子时，法院认定没有违反第四修正案。综合考量警察执法的客观条件、主观认识能力及目的，进行事实认定与相关因素识别，完善专门技术性判断的评价制度，建构精细的合法性审查标准。
情境审查立足警察执法客观条件与主观方面的独特性，为法律原则、规则的功能性解释提供基础。因而，主观审查必须回应专长与经验，以识别警察眼中的危险。
不能以事后回溯的方式去评价警察在极具变化的情境中瞬时决定。[26] 黄建军：《剖析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载《理论月刊》2001年第3期。
故而，针对作为主观审查的标准之一的专长与经验，应妥当处理如下问题：一是广泛调研警察工作，进行更为全面的经验描述。呼吸的空间的逻辑要旨可以回溯到Scheuer v. Rhodes案的善意的合理确信。
但余拒不下车，向后倒车，碰撞围捕车辆，当时多名民警站在被盗车辆旁，危及民警生命安全，民警警告无效后开枪射击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上述判决：其一，法院的判决不应被解释为使用致命武力终止嫌疑人高速逃逸是违法的。[49] 911事件后，联邦检察官和警察依据重要证人条款拘留涉嫌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人员，类似于我国《反恐怖主义法》中的约束。事后查明，甲身上无爆炸物，自称持有的爆炸装置系包裹伪装。
其二，警务活动具有明显的互动性，甚至是对抗性，较少是完全由警察或相对人一方蓄意计划下发生冲突的情境。哈贝马斯的情境理性，否定了尼采的意志代替理性，但也未遵循康德的先验理性，认为普遍性与情境性是辩证统一的，命题与规则的有效性是普适的，但是在具体场合下的有效性，寓于具体情境中。
通过审查内容与技术的概括，强化规则本身所具有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回归法律以简单应对复杂的本来意图。驾车人员冯某恒推门撞开警察，舒某秋持铁管从左驾驶位跳出，一棍击中警察黄某文胸部。
Connor案前，警察是否过度使用武力的分析标准是违背良心标准，即主观理性标准。[61]客观因素的限制及主观感官的扭曲会产生误差，误差的行为合法性认定涉及呼吸的空间标准，即容忍合理范围内的误差。
